三國時代最愚蠢的計謀：魏延子午谷奇謀

事實上，後來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劉禪的露布天下詔書中就提到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、康居胡侯支富、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」（《三國志·蜀志·後主傳》注引《諸葛亮集》）。支富當是從中亞東遷到涼州的大月氏酋長，康植則出自粟特康國，而當時來中國的粟特人基本上都是商人。所以，雖然這些在涼州的中亞胡人首領稱為國王，且擁有軍隊，但他們的真實身份恐怕還是西域武裝商人集團，他們派人來聯絡、支持諸葛亮北伐，主要還是為了生意啊！

總之，季漢實力弱於曹魏，當以「蠶食」之策由西向東漸次推進，而不是突然鯨吞長安直至潼關。楚漢時項羽遠在彭城，故韓信閃擊三秦乃是良策，而此時曹叡近在洛陽，入援關中非常快捷。所以此一時彼一時也，魏延的「子午谷之謀」太不現實了，甚至連冒險都算不上，簡直就是送死。事實上，這個漏洞百出的計劃或許根本不存在，畢竟，魏延是劉備從基層一手提拔上來的軍事骨幹，整個給人的感覺相當務實，軍事經驗也相當豐富，而且長期駐守漢中，對周邊的地理、經濟情況了如指掌，他怎麼可能會提出這種極不靠譜的計劃呢？

如前所述，陳壽良史也，《三國志》所載原文部分基本可信，但裴松之補註的那些東西卻得打個問號，我們要好好思考一下再決定要不要採納。魏延的這個所謂「子午谷奇謀」，出自曹魏郎中魚豢私撰的史書《魏略》，《魏略》中關於曹魏的史料很有價值，畢竟魚豢是魏帝身邊之人，但季漢方面與曹魏山河阻隔，又是敵國，魚豢能有啥渠道得到季漢高層軍事會議上的信息？而且魚豢後來並未仕晉，他也得不到滅蜀之後晉所獲取的資料。所以這些恐怕只是他道聽途說來的野段子罷了（注10）。這位魚豢，似乎相當喜歡這些八卦，他還在《魏略》中記載說劉禪小時候曾被拐賣過，最後還和劉備上演了一番尋子認親的苦情戲（注11），不去做電視劇編劇真是可惜了。

注1：北方曰子，南方曰午，地理上的「子午線」也是取自這個概念。中國的建築講究中正直，所以秦始皇曾修直道溝通長安至九原長城於子午嶺，王莽則修復蝕中並改名為子午道。還有學者調查研究證實，西漢時期曾經存在一條超長距離的南北向建築基線。這條基線通過西漢都城長安中軸線延伸，向北至三原縣北塬階上一處西漢大型禮制建築遺址（並延伸至秦直道與子午嶺），南至秦嶺山麓的子午谷口（並延伸至子午道與漢中）。這條基線不僅長度超過一般建築基線，而且具有極高的直度與精確的方向性，與真子午線的夾角僅0.33度。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掌握長距離方位測量技術的基礎上，可能已具備了建立大面積地理坐標的能力。參閱秦建明、張在明、楊政：《陝西發現以漢長安城為中心的西漢南北向超長建築基線》,《文物》1995年第3期。

注2：其實漢中郡治一直在西城（即今陝西安康），直到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，才由從西城遷至南鄭。建安二十一年曹魏攻占漢中，分郡之東為西城郡，而以西城為其郡治，歸當地土豪魏興太守申儀管轄。

注3：詳細分析考證可見嚴耕望《唐代交通圖考》。

注4：據 《三國志·蜀志·劉封傳》注引《魏略》：「太和中，（申）儀與孟達不和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，及達反，儀絕蜀道，使救不到。」

注5：據《三國志·魏志·顏斐傳》記載，後來顏斐調任平原太守時，百姓捨不得他走，「吏民啼泣遮道，車不得前，步步稽留，十餘日乃出界」。

注6：官名，亦作太子先馬（古時先與洗同音）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中記載為太子的屬官，共設十六人，有如侍從。如淳為漢書作注說：「前驅也。《國語》曰勾踐親為夫差先馬。先或作洗也。」

注7：《三國志·蜀志·後主傳》說：「十二年春二月，亮由斜谷出，始以流馬運。」而《三國志·明帝紀》卻說：「夏四月，大疫。是月，諸葛亮出斜谷，屯渭南。」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差，應該就是諸葛亮路上的時間。

注8：位於今陝西勉縣武侯鎮，該地處於褒斜道、陳倉道與祁山道的中心位置，北伐的主要三個方向都可以兼顧。

注9：當時東西方的貿易除了絲綢，還有大量胡貨。案《漢書·五行志》：「靈帝好胡服、胡帳、胡床、胡坐、胡飯、胡空侯、胡笛、胡舞，京都貴戚皆競為之。」在漢靈帝的引領下，漢末三國時期權貴圈子有一股流行胡貨的風潮，從河西走廊到成都到建業再到洛陽，胡漢貿易都非常繁盛，曹丕就曾問金城太守蘇則說：「前破酒泉、張掖，西域通使，敦煌獻徑寸大珠，可復求市益得不？」（《三國志·魏志·蘇則傳》）而當時薩珊波斯帝國滅安息，服貴霜，為絲路西線創造了相對安全和穩定的政治環境，使得絲路貿易更加繁盛，以致成都「異物崛詭，奇於八方」（左思《蜀都賦》），建業「致遠流離（琉璃）與珂珬，䌖賄紛紜，器用萬端」，洛陽則「商賈胡貊，天下四會」（《三國志·魏志·傅嘏傳》注引《傅子》），可以說都是國際貿易大都市。另外一邊，從中國到羅馬的絲綢貿易也越發繁盛，至公元四世紀羅馬史學家馬賽里努斯更在其著作《歷史》中宣稱：「過去我國僅貴族才能穿著絲服，現在則各階層人民都普遍穿用，連搬運夫和公差也不例外。」

注10：饒勝文亦指出，《魏略》為曹魏的歷史補充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，而敘述蜀漢之事，裴松之不是辯其為「妄說」，就是指其為「乖背」，其原因即在於其資料來源的局限。參閱饒勝文：《大漢帝國在巴蜀——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（修訂本）》，北京聯合出版公司，2022年，第322頁。

注11：見《三國志·蜀志·後主傳》注引《魏略》：「初備在小沛，不意曹公卒至，遑遽棄家屬，後奔荊州。禪時年數歲，竄匿，隨人西入漢中，為人所賣。及建安十六年，關中破亂，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，買得禪，問知其良家子，遂養為子，與娶婦，生一子。初禪與備相失時，識其父字玄德。比舍人有姓簡者，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，備遣簡到漢中，舍都邸。禪乃詣簡，簡相檢訊，事皆符驗。簡喜，以語張魯，魯為洗沐送詣益州，備乃立以為太子。」